摘要：“疾”態不僅包含亞健康，還囊括疾病早期無癥狀之潛病、隱病等階段，在人群中分布范圍較廣，需引起重視。中醫學對“疾”態的辨治已有數千年歷史，其思維和方法可拓寬現代社會疾病預防和干預方案，有利于為個體提供個性化的“疾”態辨治措施。通過對“疾”態的中醫內涵、辨治特點及辨治方法進行疏理，從“癥群”辨證保健、“態靶”同調、“個體化、可預測、可預防、可參與”醫學模式等角度闡釋“疾”態干預的中醫現代臨床治未病意義，希冀順應現代社會從“治療型模式”轉變為“預防型模式”的時代需求，發揮中西醫結合對現代“疾”態人群健康管理之優勢。
關鍵詞：“疾”態;亞健康;無癥狀疾病;中西醫結合;健康管理;
Abstract：The state of “Ji” （疾） not only includes sub-health state, but also contains latent and hidden disease in early asymptomatic period. It is widely spread among the population and should be paid highly attention to. Having thousands of years' history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Ji” （疾） state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the corresponding thought and method could be concerned to broaden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cheme of the disease in modern society, helping to provide inpidualized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the “Ji”（疾） state. By analyzing the TCM connotation of the “Ji” （疾） state,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reating disease before it arises”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of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ptom group” in syndrome differentiating health care, “statetarget” reg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predictive,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and participatory(4P)” medical mode, hop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at requires the turning of the disease from “treatment mode” to “preventative mode”, and then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health management to the “Ji” （疾） state people.
Keyword：“Ji”（疾）state; sub-health; asymptomatic diseas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ealth management;
《養生四要》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將病，下工治已病。治未病者十痊八九，治將病者十痊二三，治已病者十不救一”，指出疾病早期干預的重要性。從中醫學角度來看，認為當陰陽變化超過人體正常生理范圍時，可將此初期階段看作“疾”態，其在人群中范圍頗廣，常包含但不限于有癥狀的亞健康狀態，還包括早期無癥狀之隱病、潛病階段。“疾”態易趨向健康，但也存在迅速惡化的危險，是一個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正如《素問·離合真邪論篇》所述：“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其病立已”。對“疾”態的辨治有利于發揮中醫基于整體觀念的治未病優勢，使疾病預防重心前移，順應現代社會從“治療型模式”轉變為“預防型模式”的需求。
1 “疾”態的內涵與范疇
1.1“疾”態內涵
《說文·疒部》釋“疾”為“病也。從疒矢聲”。段玉裁注：“析言之則病為疾加，渾言之則疾亦病也”，指出了“疾”與“病”的輕重之別。古人認為“疾”的初始意義為“箭傷”或“外傷”，據此引申為“病、疾病”，同時也可看作“痛苦”的意思，故“疾”可為研究中醫疾病史的重要符號[1]。關于“態”的解釋，《說文解字》釋為“態，意態也”，其本義指姿態、姿勢與狀態，于健康角度來看，指人體在一定時間內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心理狀態、適應外界環境能力的綜合狀態，體現健康的狀況和態勢[2]。因此，“疾”態可泛指“苦似不如平常”（《千金要方》）的疾病狀態，具體可指疾病發展過程中程度輕微的階段。
1.2“疾”態范疇
1.2.1“疾”態包含輕微之病
古人認為，輕者為疾，重者為病�！墩f文解字》中“病，疾加也”，《玉篇》釋“病”為“疾甚也”，由此可知，“疾”在程度上為病之輕，多指欲病、初病狀態，即處于病已生但未發、未盛、未傳、未復的階段。葛洪《抱樸子·內篇》中“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為疾，猶以氣絕之日，為身喪之候”亦論述了“疾”為疾病初始這一觀點。“疾”態或持續時間較短，傳變較快，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蔡桓公所患之疾以日為單位迅速惡化；或持續時間較長，傳變較慢，如中華中醫藥學會對亞健康的定義為癥狀持續3個月以上，但未達到現代疾病診斷標準的狀態[3]。當“疾”態的癥狀強度和頻率增加到一定的量，可引起較為嚴重的病，成為某些較為嚴重疾病的先兆，如肝硬化、腫瘤等大多經歷了漸進的“疾”態，最終積微成著而使救治難度增加。對于“疾”態，古賢提出防微杜漸、已病早治的“治未病”思想，如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于無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夫人難養而易危也”，明確指出從初始源頭干預疾病的重要性。
1.2.2“疾”態包含無癥之病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面對扁鵲“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的告誡，蔡桓公執“寡人無疾”之見且不聞“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的勸阻，最終導致病入膏肓而亡�？梢�，“疾”也指無自覺癥狀之病，機體無感不適，但確存在極大隱患，若置之不顧，終則岌岌可危，無藥可救。正如金代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中風論》中“禍患之機，藏于細微，非常人之遇見，及其至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后”所述，無自覺癥狀之“疾”雖癥狀潛伏，但最終可能演變成為有癥狀的疾病，待癥狀明顯時或已難治。此階段雖暫無明顯陰氣耗傷、陽氣消散、氣血紊亂之象，但臨床必需謹慎，應提前預測以防患于未然。
2 “疾”“病”辨治特點鑒別
2.1辨證保健與辨證論治
“疾”和“病”是生命狀態的不同分類，相較于“病”態的辨證論治，“疾”態可秉持辨證保健的干預原則。辨證保健于2009年由高學敏等[4]提出，初起在于論述中醫藥保健食品的理論優勢，目標同為健康狀態處于微恙的人群。此處，辨證保健的“證”和辨證論治的“證”之間既有聯系又有不同，體現在生命狀態階段不同、表現癥狀輕重不同、發生時間先后順序不同等[5]。在辨證保健中，“保健”不以治病為目的，強度較溫和，以降低疾病惡化風險而無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為主，可長期施用；而辨證之“論治”則以治病為主要目的，根據患者明顯的癥狀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療，干預強度較顯著，有一定療程限定，且治療過程中可能會有不良反應發生。辨證保健施用對象為中醫“疾”態對應的所有人群，除了總數占人群75%的亞健康群體[6]，還包括初起無癥狀的隱、潛病患者，個體干預代價較小，而“病”態干預人群雖不及“疾”態廣泛，但治療費用較高，常為個體帶來經濟和思想負擔。
2.2單純病因與復合病機
“疾”態的發生多為某一獨立因素所致，病灶始萌，初始原因較為單純，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虛則易感邪，當六淫、疫癘之毒襲人，若正氣不足，則通過口鼻、肌腠先傷于表。而“病”態則因致病因素蔓延惡化，導致多種病機復合并見，在“疾”態的基礎上由量變到質變形成嚴重的“病”。例如，勞久氣耗，形體精氣受損，加之外邪侵襲，若不及時干預，臟腑功能發生減退，一系列復雜病理因素如痰飲、血瘀、濕熱、風寒等相互搏結，彼此兼夾或互為因果，則終成“病”態。百病皆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提出：“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朱震亨提出郁為疾病始發關鍵因素，并進一步指出“氣因郁而為痰”“清濁相混，隧道壅塞，郁而為熱，熱留為濕，濕熱相生，遂生脹滿”等病機轉化觀點，闡述了疾病由簡到繁的變化過程。氣滯則百病生，若飲食不節，嗜食肥甘厚味之品，膏脂積聚，則易患膏梁之疾，初見血糖、血脂等理化指標發生變化[7]，久若氣機壅滯，病理產物堆積，繼而因濕生痰、瘀等化熱，則分別形成痰濕、濕熱、瘀熱和多病位、多病勢的復合病機，終成難治之病。
3 “疾”態的中醫辨治思維
3.1“疾”態有象，象體合一
《韓非子·說林上》述：“圣人見微以知著，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象思維是中醫診斷重要的辨證思維方式，當從望、聞、問、切等方式獲取診斷信息之“司外之象”后，進而可比類于機體內部臟象。正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中“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及《素問·刺熱篇》中“肝熱病者左頰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所述，在象思維的基礎上，根據已有物象外在表現，可揣測機體內部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勢等意象信息。
當外在中醫癥狀不明顯，微觀辨證所得之具體的“體”象，也屬“疾”態辨治范疇�，F代醫學采用還原分析論不斷“打開”機體，從“體”的角度映射生命異常之“象”，從器官、組織、分子、基因等對機體失衡狀態進行探微，對于早期發現并干預機體“疾”態具有重要意義。通過中西醫結合手段判定邪正盛衰及其發展變化，認定疾病初期陰、陽、虛、實、寒、熱等歸屬，有助于對癥狀不明顯的“疾”態人群進行早期干預，化解久則積重難返之風險。
3.2“疾”態有時，順時應序
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時序與疾病發生關系的記載，一日之中，機體氣血陰陽隨時辰而變，某些病癥如五更泄、日晡潮熱、盜汗、夜盲等具有明顯的時間節律。如《素問·生氣通天論篇》中“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的描述，指導人們應按晝夜陰陽變化而合理作息防��；季節性發病規律如《素問·金匱真言論篇》中“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脅，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痹厥”，按季節變化順序提前進行預防和調理，可防止特發性疾病的發生。宏觀來看，五運六氣發病節律如《素問·氣交變大論篇》中“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咳”以及木運之“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等，提示應按運氣規律避之有時和毋逆天時，如若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則為賊風所傷而成“疾”態。
3.3“疾”態有律，守機致和
中醫病機學說是研究疾病發展機轉、趨向和轉歸的一種理論，對于早期治療、控制疾病及推測疾病的預后等有著重要的意義[8]�！端貑�·至真要大論篇》中病機十九條“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將某些類同的癥狀歸屬于某一病因或某一臟腑，對疾病的判斷有執簡馭繁的作用；謹守病機，根據早期癥狀進行“數之”“推之”，先安未受邪之地，可防止疾病的傳變�！端貑�·玉機真藏論篇》中“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為《金匱要略》“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的治未病方法奠定了理論基礎。張仲景的傷寒六經傳變及葉天士的衛氣營血傳變理論，亦論述了病邪從經絡到臟腑和由表及里的傳變過程，提示應把握貫穿疾病始終的核心病機，判斷疾病發展演變和疾病邪正斗爭所表現出的運動趨勢，按事物變化規律因勢利導，適時干預，及早將“疾”態矯正至其中和，則可亡羊補牢，濟羸劣以獲安。
3.4“疾”態可調，以人為本
中醫學關注的核心是人，倡導“因人制宜”的個性化防治和保健理念，其重點是患病的人而不是人的病，這一指導思想綜合整體表現出來的物質、意識、信息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系，遠不止組織器官簡單相加的結果，也并非對形體進行抽象還原分析可得，因此，以人為本，重視生理與心理的調節是預防疾病發生的關鍵，正如《類經·臟象類》中“形神俱備，乃為全體”，形是生命之本，神是生命之標，形神統一是生命存在的重要保證�！鹅`樞·通天》根據人的臟腑、氣血、形態、習性、態度等特點，將人分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和“陰陽平和”之人，指出不同類型人特有的性格和疾病之間的關系，對從體質角度進行疾病預測和干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王琦教授提出了九種體質學說并認為“體質可調”[9]，應根據體質特點進行“疾”態的欲病救萌或初病防變，預先分析機體寒熱虛實和疾病罹患趨向，從而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調理方案。
4 “疾”態辨治的現代臨床意義發微
4.1與亞健康的關系
針對“癥群”進行證素辨證，節約醫療成本。由于亞健康不足以構成現代醫學的疾病，故診斷和干預代價較小，應避免對其過度診斷和治療。亞健康雖無具體理化指標變化，但其表現于外部的一系列表征參數信息構成了“癥群”，于中醫診斷來講有癥可辨，有象可依，當屬中醫“疾”態范疇，可利用中醫證素辨證方法進行判定。證素辨證是通過辨別外在癥狀，根據“表征-證素-證名”建立的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統一體系[10]。在證素辨證中，證素是最小的中醫診斷單元，代表不同癥狀的病位或病性，疾病程度的判斷依據為證素的積分，以小于70和大于100作為未病和已病的通用閾值[11]，“疾”態可看作積分為70～100之間輕度的病理變化。證素辨證產生證型，有利于對機體狀態偏頗之程度、部位、性質進行區分，通過得到的相應證型旁征博引，尋找癥狀內在本質或變化規律，進而據證立法，為發揮中醫藥辨證保健，標本兼顧調理機體之優勢提供依據。例如，食欲不振、胸脘滿悶、嗜睡倦臥、形體肥胖、舌淡苔厚膩等癥群構成痰濕阻滯之證，可予以二陳湯加減以化痰利濕，健脾和胃；神志所屬癥狀如焦慮、易怒、失眠、悲傷等多受環境、職業等因素影響，構成中醫情志病之郁證、百合病、臟躁、卑諜等病，見于肝郁脾虛證、膽郁痰擾證、陰虛血少等證，對應有身心并治的名方如逍遙散、甘麥大棗湯、溫膽湯、半夏厚樸湯、天王補心丹等[12]，若結合情志相盛法，適當改變生活環境，輔以中醫導引、針刺、推拿等簡、便、驗、廉的保健方式，更能小疾可卻，使亞健康逐步恢復為健康之常態。
4.2與無癥狀隱病的關系
4.2.1中西醫診斷互補，實現整體“態靶”同調
中醫學認為“有諸行于內，必形于外”（《靈樞·外揣》），臨證通過中醫觀色、察脈、望舌等獨特診法可知臟腑堅脆、表里陰陽。隨著現代診斷水平的提高，先進的檢測技術可更早于患者主觀感受之前判斷疾病的發生概率和位置，為制定精準的干預計劃提供依據。通常，中醫以狀態為健康認知的邏輯起點，認為健康與疾病處于一種動態平衡的關系，其治療理念從整體出發，從陰陽偏頗程度來扶正祛邪以糾正“疾”態，優于從現代醫學角度以靶向治療消滅病原體和病理損害而鏟除致病之源[13]，如精準醫學根據患者特定的遺傳學、生物標記、表型、社會心理特征等信息制訂精確的、個體化的診療方案[14]。若將中西醫二者辨治優勢結合，則體現“態靶”同調的整體特點，形成“整體論-還原論”之合力[15]，可用以彌補中醫學對人體內部和局部細節認知缺乏的問題，同時解決現代醫學治標不治本的局限。
4.2.2拓展指標中醫內涵，體現“4P”醫學模式
針對癥狀隱匿性強、初期癥狀不明顯之“無癥可辨”的情況，沈自尹、楊毅玲等先后提出了“潛證”“隱潛性證”“隱證”的概念[16]，提示臨床應關注微觀指標對中醫辨證的貢獻，如體檢結果提示有高膽固醇、脂肪肝、血管粥樣硬化等糖脂代謝異常癥狀，聯系中醫整體觀、陰陽制化等理論，可對應以“痰”“瘀”“濕”等證進行治療。堅持中醫診斷思維的指導地位，建立中醫特色的微觀辨證體系，挖掘與“證”高度關聯的特異性指標，實現多個指標綜合分析，與個體體質結合推導微觀指標的中醫內涵，這將是未來無癥狀性疾病辨證的重要命題[17]。當前，“4P”醫學模式將個體化（Personalized）、可預測（Predictive）、可預防（Preven‐tive）、可參與（Participatory）的疾病防治形式并重相結合[18]，以期利用組學、單細胞分析、微流體、影像學、醫學信息學等研究復雜的生物系統，提高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水平[19]。面對不能被肉眼觀察的微觀指標及外部癥狀信息延后的“隱病”，若結合患者生物學信息，參照微觀指標的中醫內涵，從宏觀的“天時、地理、氣候”，中觀的“生物、心理、社會”，微觀的“物理、化學、病理”等多角度進行中醫狀態表征參數辨識，則可中西醫結合，全方位體現“4P”醫學模式，從而實現疾病早期預測和預防，提供及時的“因人制宜”個性化“疾”態干預。
5 結語
“疾”態雖微，但不容忽視。中醫學對“疾”態的辨治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優勢，不僅可為亞健康提供調養方法，還可及時發現疾病隱發之兆。中西醫互鑒，從整體入手對“疾”態進行早期預測和干預，可為健康事業的發展提供整體、動態、個性化的干預和風險預警新方法，為未來實現“不生病”“遲生病”“生小病”“有病容易治”“病后不易復發”[20]的治未病健康管理目標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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